文 | 杨祎

编辑 | 胖粒

我刚认识我先生时，他看起来和普通的成都男生没有任何区别：专要选在夏天里呼朋唤友去吃一顿火锅；心甘情愿当一个对女朋友千依百顺的“耙耳朵”；一口地道的成都话，把梅花音的那个“安”字发得自然不做作——“老板儿，三碗蛋炒饭不加蛋。”

但相处久了，又好像有点不一样。像是，他死也不啃兔头——不知道怎么啃、也不愿意啃。我劝得多了，他就用讲恐怖故事的口吻问我：“你想过那么多兔儿脑壳，它们为什么都没有耳朵吗？”；还有，太本土的方言他是听不懂的。有一次，我让他把“扎绢儿”递给我，说了两遍他都一脸茫然，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扎绢儿”就是绑头发的橡皮筋。语言和食物，像两条隐秘的线索，透露出他的身份。我渐渐知道他的家庭背景，知道他不是“正宗”的四川人。

他的父母在 80 年代成婚后先后从厂里离职，自己创业，经营着一门小生意。他小时候因此搬了很多次家，从简阳到小城内江，再到成都，中间也回过杭州居住，但任何一个地方都待不长久。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总是疏离而客观，跟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和先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近十年。初到上海时，两个人常常为了“上海成都哪里更好”而吵起来。那段时间他时不时把两座城市拿来做比较：看看浦东机场那个大气，成都的机场一看就是模仿人家、抄也抄不像；看看人家上海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态度，成都的公务员可不会给你好脸色……这种时候我总像被踩到尾巴的猫，立马要炸毛跳起来：上海这么好你自己留下来好了，你不要回成都呀！我可是要回家了！他身为半个成都人竟然在外面讲家乡不好，那简直就等同于“背叛”了，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消气是发现他对杭州的态度。我第一次跟他回去，兴致勃勃地逛完西湖、吃过楼外楼，感叹不愧是杭州的时候，他却始终淡淡的。唯一的兴趣只是寻他小时候印象里那条“很好吃的西湖醋鱼”。但我们围着西湖走了大半圈也没找到，他只得作罢。后来他不痛不痒地总结说：“也就那样。西湖那一圈还行，其他地方也不见得比成都好。”

我这时才明白，他的“故乡”和我概念里的不是一回事。在他心里，“故乡”这个概念却很花了一点功夫去构建。他知道自己不是杭州人——他统共就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半句杭州话也不会讲；但他似乎也不能是四川人——虽然大部分时间他都生长于斯，但家里的氛围对四川始终是抵触、不认同的。所以他的“故乡”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于他而言，这两个字并无切肤之感。

我先生四岁时在杭州幼儿园的元旦活动上

（作者提供）

在故乡这件事上，不仅我俩没有共同语言，他和父母之间也没有对话基础。对我公婆而言，杭州是那个唯一的故乡。即便在四川生活的时间已经是杭州的两倍，他们还是始终认为自己是杭州人。从厂区那个相对“纯净”的小江南搬出来以后，语言和食物就成了他们对抗周围世界、不“沦为”四川人的最后壁垒。

在我看来，我公婆这一辈子，多少是在为纠正一个四十几年前的错误选择而活。

错误是在 1971 年“犯”下的。那年公公刚满 16 岁。他父亲所在的单位，杭州制氧机厂，开始面向职工子女招募前往四川分厂的学徒。开设分厂是“三线建设”的要求。

杭氧厂直属第一机械工业部，是副军级单位，专门制造生产氧气的空气分离设备。这种设备许多军工企业都需要。1969 年，厂里招募了第一批学徒在杭州培训，计划三年后输送到四川。公公的二哥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中学刚毕业的公公面临三个选择：要么跟着父兄一起去四川，要么下乡去浙江农村，另外还可以报名建设兵团去新疆。来学校里宣传的新疆兵团把塞外吹了个天花烂坠，公公听了很是心动。不及细想，就在毕业的志愿书上填上了“建设兵团”。可还没等兵团正式审核调档，杭氧厂就下了通知，要再次招募职工子女入川。

公公的父亲是参与分厂选址的工程师，当时已经在川工作了 6 年。三线建设刚开始时，厂里找人一对一谈话动员，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入川。如果有困难，组织上可以帮助解决，实在不愿意也可以不去。爷爷却一口答应下来，绝口不提家里的难处，坚决支持国家决策。到了帮小儿子做决定的时候，他依然倾向让孩子入川，他认为能支持三线建设是职工的荣誉。公公对荣誉不荣誉的倒不像父亲那样在意，但细想下来，也认同入川进厂好歹能学到一技傍身，而且有了工作就有了收入，不用再给家里添负担。权衡之后，他又跑去建设兵团的招生办把自己的志愿要了回来。招办的老师听说他是要去四川，立马就明白了：“哦，是三线建设？明白明白，是要支持的。”公公就这样选好了自己未来的方向。

然而，30 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个当时看来最顺理成章的选择——更确切的说是三线建设本身——却把一家三代人生生割裂开来。

改制后的四川空分集团正门（作者提供）

60、70 年代这场政策制造的人类大迁徙与近十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自发性迁徙不同，那一阶段的支边、下乡、三线建设无一不是“逆城市化”的，让发达地区的人往不发达地区流动。三线人的第一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又红又专”。如我公公的父亲，宁肯夫妻分居十几年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三线建设，从来没有怀疑过指令是否正确、正义。

80 年代三线建设结束，他们获准返乡后，很多人的子女却依然留在三线地区，致使亲子分离、孤苦终老；第二代人少年时就背井离乡，地缘亲缘的联系被这场迁徙武断地斩切，一切要重新建立。不少人一世活得像个边缘人，无法融入当地。即便那些后来返回故乡的，也失去了“土著”优势，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大多活得并不如意；而第三代虽然已经完全融入本地，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却与祖辈父辈完全不同，对亲子关系多少造成了负面影响，无从弥补。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时间回到 1971 年，16 岁的公公第一次独自离家，难免有点兴奋。他们这届报名进厂的年轻人少了在杭州培训的环节，直接被“空投”到四川。当时从杭州入川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到上海转车。领队带着 32 个少男少女住进了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又逛了南京路、看了外滩。那是公公第一次到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把他惊呆了。

但好玩儿也只有两天。随后，他们从上海坐火车到成都、又转车到简阳，整整三天两夜。到简阳的那天正下雨，公公出了站，发现地上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全是稀烂的黄泥巴”——傻眼了。

当时的四川空分设备厂还在修建，整个厂区只有几栋三层楼房立起来，当作宿舍使用。公公他们还有条件被分配到 4-6 人的房间，再后面入厂的人就只能住进用竹子和油毛毡搭起来的临时建筑。直到一年多之后，宿舍才全部交付。

住还只是小问题，其他方面更是事事不如意。杭州是鱼米之乡，哪怕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曾匮乏，粮票换的都是白米。到了四川，却规定细粮只有 70%，剩下 30% 就得是粗粮：玉米、玉米粉、红薯……公公很是吃不惯。

70 年代的简阳县城只有一条主街，每隔几天公公就要去买菜。县城距离工厂不远，走路就能到，只是中间隔着铁轨。要是平日倒也还好，从斜坡上滑下去、跨过铁路、再爬上另外一边就好。但要赶上下雨可就惨了，整个县城就没有一条路是干的。公公必须穿着高筒靴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迈，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一身泥。

空分厂在简阳棋盘山建成，厂区里随处可见

这样的小楼梯（毛峰摄影）

当时普通话还不够普及，工厂内部大家都讲杭州话。但出了厂就只能跟本地人比比划划，生活上颇为不便。公公于是利用每一次进城买东西的机会学起了四川话。不说“好滴”、改说“要得”，不问“多少钞票”、而是“好多钱”，“啥子哦”这样市井的调侃语言，16 岁的少年更是来者不拒，没过几天就无师自通。从此以后，公公讲话就是两套系统：对本厂的人，讲家乡话；对外面的人，说四川话。这个习惯多年不改，乃至后来在家里，面对自己一句杭州话不会讲的儿子，他也是对老婆杭州话、对儿子四川话，切换起来毫无障碍、浑然天成。

生活上的落差是一方面，工作本身好像也不如进厂前想象的那样忙碌紧凑。在刚到四川的前几年，因为设备还没有完全到位，生产只能部分开展。很多车间都闲置着，工人们无事可做。厂子里的年轻人因此戏称自己为“8932 部队”——上午8 点上班、9 点下班；下午 2 点上班、3 点就收工。没事做，也不能放任人就这么玩儿下去。厂里于是费尽心思安排“义务劳动”：派人去当民兵。一人配支枪，像模像样地训练上三个月，再派去简阳火车站巡逻、专抓逃票的人；又派人去修水库。简阳县城附近的“三岔湖”，空分厂的年轻人当年一篮子一篮子地扛土，把水库大坝建起来。更多时候，在厂区里集体植树、打扑克也能消磨一天。

“没想到差距会那么大，本来只觉得就是换个地方生活。” 公公回想入川前的打算，才发觉自己太天真了。

四川空分厂生产车间外部（作者提供）

四川空分厂生产车间内部（作者提供）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个年代，自由迁徙是不可想的，一本户口就能钉死一家人。但四川的匮乏已经在杭氧厂里传了个遍。公公入川一年后，二伯那批新人在杭州参加完培训本也该到简阳报道，但中间有两个，竟是死也不肯离开杭州。杭氧威胁要开除他们，其中一个就摆出大无畏的样子，说你开除我也没关系，不给我工资也罢，我还是每天来上班。就这么硬生生扛了两年多，厂里没办法，最后还是留用了他。

但大多数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婆婆一家也是 1972 年到的四川。与公公不同，她是随着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和年迈的奶奶，全家人一起“移民”。婆婆的父亲本是杭氧的采购员，常驻上海，与在萧山务农的妻儿分居。当时厂里有政策，只要是职工家属愿意进厂去四川的，一律开绿灯，还能把户口从农村迁出来。大工厂的职位加上城市户口，婆婆的父母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义无反顾地带着全家人踏上了去四川的火车。那时候厂里已经流传开一句话，叫“进川容易出川难”。而 16岁的婆婆在家哪有什么话语权，即使不愿意、也无从反对。送别那天，婆婆和姨母、舅舅、表姊妹哭作一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969 年到 1972 年，杭氧厂在杭州本地共计招工 200 余人派往四川。1972 年后，杭州再难招人，所有的新员工都开始在四川就地招募。

厂招待所（毛峰摄影）

空分设备厂就这么一天天建了起来。厂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杭州”：讲吴侬软语，吃不沾辣椒的杭帮菜。像是为了平复职工们的落差，厂区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电影院、游泳池、医院，还有从幼儿园到职高的完整教育体系。每隔一段时间，东部的亲戚们就搭着杭氧厂专属的火车线，一车皮一车皮地发来年糕、火腿、咸肉、水果糖、大白兔，甚至肥皂、家具……厂区是这群流落他乡的杭州人的堡垒，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从东部带来的文明和尊严感，抵御蛮荒西部的冲击。

“撒都么有！”每次说起入川头几年，婆婆总是这句话：“四川撒——都么有！” 她一定要把那个“啥”字拖得老长老长，仿佛这样才足以表达当年物资的贫乏。“我们在杭州，只有粮票、布票，其他撒个鱼啊、肉啊、蔬菜、生活用品都随便买。到了四川，样样要凭票，连买个肥皂都要票！”

厂里的人带着优越感俯瞰小城的原住民。在四川生活、拿杭州的工资。一个 20 岁出头、进厂四年的二级工人月薪 38 块，简阳的县委书记也就才 47 块。县里稍微有点背景的人家都四处托关系要把子女塞进来。

婆婆对四川不留情面的批评一度让我自尊心很受挫。和她迁徙的人生经历不同，我家三代都是成都人。小时候，外公就住在少城那一区，宽窄巷子隔壁街，不能再土著了。我自幼听着成都“天府之国”的名号长大，习惯了她是人们口中的“第四城”、“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哪怕去到北上广、伦敦、巴黎，我都没有觉得成都比之不足。怎么到了婆婆口里就变成这么不堪的地方？我一度担心可能是她不太喜欢我，才故意在我面前这样说。可那时候的我，哪里懂得什么是乡愁呢？

1973 年以后，厂里的宿舍陆续建好，不再需要挤在集体宿舍里，而是按照家庭分配了单间。公公终于又和父亲、二哥住在了一起。门对门的邻居一家，大女儿做起事来勤快麻利，长相清秀讨人喜欢。公公和她看对了眼。他们 1980 年结婚，1982 年，我先生出生了。

四川空分厂家属区（毛峰摄影）

与我公公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不同，我婆婆讲话还是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地连蒙带猜也只能听懂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只能靠礼节性地微笑混过去。稍微熟悉起来后，婆婆每次看我完全不在节点上地“嗯嗯嗯”一味应和，总会了然地一笑：“价个淘？（怎么了？）小杨又听不懂了？”

先生家的食物也丝毫没有受川菜影响：东坡肉、红烧鱼、鳗鲞、鱼干、油豆腐、甚至荠菜馅儿的小馄饨……在物流不发达的年代，我婆婆努力在餐桌上复刻出了杭州风味。从不晓得从哪里的渠道搞来各种地道的江南吃食，让我这个本地人都惊讶，怎么在成都还能买到这许多古怪的东西？

当然，无论再怎么复制，所有的东西都还是不如记忆里杭州那份好。“以前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很多次我们的对话都以此开头。婆婆记忆里杭州好得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早已不是那个城市本身，是她错过的人生，是“如果当年留下来”的另一种可能。

怀念杭州的人不止婆婆一个。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稳步推进，政治气氛也开始慢慢松动。在四川吃了十年苦，空分厂里的杭州人心思活泛起来，纷纷为了返乡想办法、找路子。

公公父亲那一批最早来四川的，首先拿到了“特赦令”——只要是夫妻分居，另一方仍在杭州的，都可以直接调回杭氧厂。看着两个儿子都已经在四川成家，他也没了牵挂，1979 年初就返回杭州和奶奶团聚了。

但大部分人的回乡路却没有这么顺理成章。男职工通常是凭关系调回。公公同车间的一个同事，母亲在杭州文教局工作。一早为他安排好杭氧原厂的职位，1979年也跟着第一批老职工回家上班，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

女职工，却往往只能靠婚姻换来一纸调动函。那几年，厂里的姑娘们千方百计要找一个杭州男朋友。家里人往往让故乡的亲戚们先物色好对象，趁着探亲假让女孩儿回去相亲。定下之后就赶紧结婚，再用“夫妻分居”的理由调回杭州。能嫁回去，自然是上上选。如若不行，像我婆婆那样嫁给同厂老乡也能接受。但嫁给四川本地人却是万万不可以。那还不得一生都陷在这个苦寒之地吗？大人们因此对子女的婚恋问题严防死守。而杭州来的姑娘们心气儿也高，几十号适龄女工，绝大部分都走了前两条路。

但也有例外。婆婆好友的妹妹，比她们小一届的罗晓娟（化名）就偷偷与同车间的内江男工邓凡（化名）好上了。她年纪小，动了感情哪里还顾得户籍不户籍，只一心倾慕邓凡为人正直，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家里人已经隐隐嗅出不对，可父母当时已经回了杭州，只剩一个姐姐管住她。那段日子，她姐姐但凡要离家，就必然叫我婆婆住到家里去，生怕晓娟借此与男友亲近。可饶是这样，也顶不住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为了邓凡，晓娟不惜和父母撕破脸，放弃了家里帮她安排好的返杭名额。她结婚那天，母亲没有之言半语，只寄来两朵殡葬用的白花。

婆婆说，那时候回杭州的女生其实都降低了标准。要么对象长相不好、要么工作不好、或者家庭不好。但不降低标准怎么办呢？样样都好的杭州男人，哪个愿意娶一个内迁厂的人？

和公公同批进厂的吴莉莉（化名）本是厂里最拔尖儿的几个女孩子之一。皮肤白、修养好。在文革那个普遍反智的年代，她坚持读书、学英语，自视甚高。婆婆印象里她是个很懂得爱惜自己的人，年纪轻轻就知道保养身体。一个月 30 几块钱工资，舍得花掉 8 块去买阿胶。

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通过介绍人好容易在杭州找到一个各方面都还满意的男朋友。可谈及婚嫁时，对方却拖拖拉拉、找各种理由敷衍。逼得急了，男方才摊牌说自己早有家室，要是肯，就继续当情妇。80 年代的社会风气远不如现在开放，一个女生跟人有了亲密关系却被抛弃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吴莉莉就此无法正常工作，整个人垮掉了。厂里慢慢有传言，说她每年都要去邻市的精神病院治疗，才能维持正常的状态。

厂区小公园外的红砖墙（毛峰摄影）

公公和婆婆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回去的。

他们成婚几年后，公公凭借大厂训练出来的过硬技术离职单干，为四川省内的各个相关企业提供空分设备的检修服务，小生意做得越来越顺手。也是那几年，因为业务扩展公公认识了很多和空分厂一样背景的内迁厂，才知道自己家的经历不过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例子。

带动偏远地区工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四百万人从故乡连根拔起，一辈子被边缘化的人生。公公所经历过的那些委屈、骄傲、失望，原来不过是三线人的“标配”：那些从北京、上海、哈尔滨来年轻人们，当初的跃跃欲试是一样、背井离乡是一样、后来怀念故土是一样，连油毛毡的临时宿舍、家乡发来的火车皮这些细节都是一样。公公发现自己的不幸其实并不特别，那些不甘像找到同类，后来也慢慢消解了。

1986 年，公公婆婆刚有一点积蓄便动了念头要返乡。当然是要返乡的。只有回到杭州，才能把错误摆正，回到正途。一开始的计划，是我婆婆先带着四岁的先生过去。安定下来，公公就也跟着回杭定居。

但公公却始终没能搬过去。手里的业务丢不开，他又一不小心摔伤了自己的胳膊，连打 5 个电话催促我婆母回川。于是这第一次回杭州的计划就此告吹。

现在部分家属区已经拆除，背后的新楼房是职工的安置房（SOPHIA摄影）

在我先生念大学之后，公公考虑到父母年迈，也想着帮衬家里人，又搬回去一次。他带着婆婆、拉上二哥在杭州重新创业。可生意进展不顺，和家人一起做事又多有龃龉。一年时间不到，夫妻俩又意兴阑珊地把家搬回成都。

“不习惯了”，婆婆说起那段日子罕有地站在了成都这边，“在成都家里住着多舒服，回去嘛又要租房子，当然没那么便当。1986 年的时候哩，这边和那边差别大，肯定是杭州住得好，现在也没那么大区别。”除了从熟悉生活中抽离让他们觉得不便，交际圈也是一个问题。二老成年以后的朋友都是在四川认识的，再返杭，除了亲戚就没几个熟人了。公公零零散散地和初中时代的朋友见了几面，但能聊的话题有限，哪里比得上在四川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友亲密呢？

我和先生婚后，陪着婆婆回了一趟萧山老家。这时的萧山早已被划入杭州市区，婆婆生长的小村子也面目全非。记忆里古朴的水乡变成林立着粗劣仿欧式风格的小楼群。婆婆带着我们在村里闲逛，絮絮叨叨地向我们讲述她看到的变化：“这条河以前河面很宽的，我们都叫官河，去绍兴的船都从这里走，现在怎么这么窄了……这个池塘，以前也很大的，村里的人都在这里养鱼，现在也只剩这一点了……待了不过几天，婆婆就回到成都。再聊起萧山，她会露出寂寥的样子：“人家都说我在说四川话。在这里嘛，也没有人听得懂我的话。” 

故乡回不去了，三线人也一个个老了、走了。

我这个孙媳妇，只见过爷爷一次。在杭氧厂 60 年代修建的老宿舍里聊了四个小时内迁的往事。两年后，他自觉头晕，去医院检查，进去再没出来。

杭州和家里的联系似乎越来越淡。婆婆想念的吃食都能从淘宝上买到，再不需要麻烦家人从那边寄来。现在连过年她也不回去了，打个电话给亲戚们拜年了事。她忙着带孙子，心安理得。

写稿子的时候我问她：“妈妈，还想搬回去吗？”

这个骄傲了一辈子的杭州女人带着“认输”的口气，又有点释然地轻叹道：“算了，我们就还是安心当个四川人吧……”

*如需转载请在评论区留言